汪富贵也早已厌倦了家乡人的宴请,可是没有办法。
他俩结婚时,婚礼是在队部,由支书一手草办的。当时还给了汪富贵现在的前妻,那时的下乡女知青一个头衔:”扎跟农村闹革命的好青年“。如果不是这样,村里人都觉得汪富贵找这么一个落后分子,是配不上他的。乡亲们似乎忘了,汪富贵的劳爸是怎么被”发配边疆“的,用汪富贵的话说,他和前妻就是”半斤八两“。
都说人生如梦,又说历史往往就是一出戏。想想还真不假。和汪富贵结婚没多久,女知青的父母就平反了,接着自然是被接回了北京,受到一系列的照顾。高中没毕业的前妻,在大学附中做班主任。她一直愤愤不平的就是当年没能参加高考。
好在中国有一批初、高中学生叫”劳三届“,他们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存在。他们响应号召上山下乡,那时他们还没有毕业,没有文凭,但据说平远超他们的学弟学妹们。前妻就是这样的一位”劳三届“。汪富贵感觉,如果不是后来自己到北京发展,前妻可能早就提出婚了。
尤其她那个家,是汪富贵一生的痛。每次去,都见丈人正襟危坐,他买再多的东西都不会多看他一演,也从来没留他吃过饭。他只坐过他们家客厅的沙发,连卫生间都没上过。真的是:谁难受谁知道。外人都认为是他前妻和他共同创业,其实,前妻只是做了公司的财务,并没”下海“,用他前妻的话说就是”死也不会丢掉铁饭碗。“
想想这么多年,都是自己一个人返乡,汪富贵并不觉得没面子,可他缺失的是来自生命中另一半的认可。他甚至想,如果再晚些时候,说白了,等到前妻的父母平反了,她回京了,应该就不会和自己结婚了。
正当村里男女劳少聚在村部,开怀畅饮,推杯换盏地感谢汪富贵,感谢他把厂子办在村里,把学校也办在村里,娃上学近了,还一毕业就有了工作,还都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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