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
“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
最龗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苛刻的言论法规,控制民众言论。早在政府扩充、完善言论控制机构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制定管理言论的法规。作为报纸的基本法规,已有1909年5月6日公布的新闻纸法,其中规定,内务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的发售、散布并查封报社、杂志社;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登载有关本省事务的稿件。在1936年“2.26事件”后不久,为维持治安、保持军队秩序,公布、实行了不稳文书临时管理法,与此同时,内务省着手建立出版警察网。1941年3月7日制定了旨在保护政治机密的国防保安法。各种情报都被加上二重、三重的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立即制定了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管理法。这些言论法规的制定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惩治对时局“散布流言蜚语者”和“蛊惑人心者”,二是将政治性的结社、集会的活动从呈报制改为许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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