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零年的时候十七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四年,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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